1.“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2.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因病逝世。周恩来革命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在“文革”动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底限度，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的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泣的场面。7月6日，另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不幸因病逝世。朱德历经中国近现代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温厚朴实，大智大勇，革命到底的精神深受人民景仰。他的逝世是党、国家、军队的重大损失。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在8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

3.粉碎“四人帮”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4.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前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于是，开始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华国锋、汪东兴从一开始就阻挠和压制这场大讨论。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从6月到11月，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文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6.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7.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讲话提出了当前党和国家要逐步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建议修改宪法；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实行党政分开；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企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等等。这个重要讲话经8月3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表明了我国新时期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8.起草、修改、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重要的指导思想。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先后经党内4千名同志讨论修改，几易其稿。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内容共分8个部分，即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和历史唯物观出发，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的文献，它对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9.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多党员。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号召全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阐明了党在今后较长时间的奋斗目标和当前的紧迫任务，从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几个方面完整地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设计出了一幅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科学蓝图。叶剑英等就新老干部队伍的合作和交替问题作了讲话。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在政治上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在组织上实现了新老合作和交替，标志着党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0.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自1980年我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一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据此，《决定》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造就一支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