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持久战》发表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冀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2.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占领大同后，企图分两路突破雁门关、平型关防线，进逼太原。这时防守平型关正面的高桂滋所部，兵力单薄，防守艰难。危急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等人的率领下，到达山西灵丘县西南平型关附近，配合友军正面防御。他们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打击进犯之敌。9月23日，一一五师主力以一个团和骑兵营的兵力伸向灵丘方向，牵制与打击日军增援部队，以三个团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待机歼敌。25日拂晓，敌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预伏地区，八路军立即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我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这是八路军首战告捷、举世闻名的战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信。

3.百团大战

1940年，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7月20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关于交通破袭战的预备命令。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八路军于8月20日至12月5日，出动了百余个团，约40万兵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平古、白晋、德石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在连续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0余门，枪5800余支。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日军，增强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对于克服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4.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5.大生产运动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1941年开进野草从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不到3年，便把这里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开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中。大生产运动收到巨大成效，许多部队、机关达到自给或半自给，边区生产也达到耕三余一。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济建设经验，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6.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思想路线开始转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但由于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对于“左”、右倾错误思想根源还没有彻底的清算。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增加了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因此，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贯彻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采用的方法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件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对于党的历史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讨论。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7.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成立了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份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专门委员会向全会提出了三次草稿，最后又经毛泽东精心修改而成。《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主要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决议》着重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论述了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背的主要内容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深入分析了它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明了今后开展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态度和方法。《决议》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说明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向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义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大会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步地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大反攻阶段的到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强调必须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加强组织方面的建设。大会通过了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9.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还没有完成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立即发动内战尚有困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它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阴谋，团结教育人民，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应承认解放区各民选政府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要求，并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因而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就在谈判进行期间，蒋介石积极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我军奋起自卫，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次谈判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真和平的决心，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共产党争取到了政治主动权。这次谈判还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10.土地制度改革

抗战胜利后，在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后，有些地方发生了对地主、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偏向。1948年1-2月间，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就土地改革问题分别作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和《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这些文件对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以及对土改中的具体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总结土改经验的基础上，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迅速扩大。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对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又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解放区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得到了解放，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