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1953年6月至8月，在党中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后，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阴谋活动，大量散布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他的阴谋夺权活动制造舆论。饶漱石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高岗相配合，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阵地，进行反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1953年，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达到顶点，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尽管中央对高、饶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他们拒绝接受党的教育和挽救，高岗还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
2.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解放初期，党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左”的错误倾向。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和判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党关于知识分子观点的重大发展。他还对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即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充分了解所使用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个报告和他在1951年9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和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的三篇重要文献。
3.《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这就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应邀列席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及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重要发言。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指出：民主革命在我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也已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八大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5.反右派斗争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6.“大跃进”运动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7.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8.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和中小型企业要坚持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9.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10.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