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并决定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会后不久即被撤消。这些错误的批判和组织措施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坏。
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是不恰当的。）
4.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5.《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6.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7.“一月风暴”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8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6年1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8.所谓“二月逆流”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9.“九一三”事件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继续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活动。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秘密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谋杀。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阴谋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一伙又计划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阴谋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妥善作了处理，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10.“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