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随后，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10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党内和红军内部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两县一部分，遂川县北部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全国13万余党员。会上，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大会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选举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分，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向于1931年6月被捕叛变）。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组织建设上也作了重要的决定，因而六大以后，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次大会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会议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3.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的精神。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阐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案》还阐明了必须在军内外建立起正确的官兵、兵民关系，阐明了对待敌军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4.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等率领一部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约8万人被迫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执行“逃跑主义”方针，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红军强渡乌江，攻占了遵义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红军通过大凉山，强度大渡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红军翻越梦笔、打鼓等大雪山。8月，左右两路军经草地北上。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拒绝北上，危害中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重新组军，单独北上，攻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汇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7.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8.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等10余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的进行工作。
9.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0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形势，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线，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张国焘、叶剑英等为委员。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